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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因材施教(教师应该怎样践行因材施教)

导读:

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姓孔,名丘,字仲尼,东周时期鲁国人。他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被世人尊称为圣人。他创办私学,旗帜鲜明地提倡“因材施教”“有教无类”的教育主张,对后世影响巨大。

因材施教:因,根据;材:资质;施:施加;教:教育。意思是指教师要从学生的个性、性格、志趣、思维、能力、特长等方面,进行有的放矢的差别性教学,使每个学生扬长避短,从而获得最佳的个性化发展。

因材施教出自《论语·为政》中的子游问孝、子夏问孝。最先在教育、教学实践中认识,并灵活运用“因材施教”这一教学原则的,是2500年前的教育家孔子。他说:“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

孔子的教育实践中,灵活运用了“因材施教”这一教学原则

孔子本人虽然没有提出“因材施教”这个教育理念,但是理学家朱熹在概括孔子的教学经验时,指出:“孔子施教,各因其材”,这就是“因材施教”的出处与来源。

程颢、程颐对孔子的因人而教思想推崇备至,他们把这一经验第一次概括成“因材施教”的思想,将其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他们说:“西北东南,人材不同,气之厚薄异也”,“君子教人,或引之,或拒之,或各因所亏者而成之而已”,“强勇者抑之,畏缩者充而养之。”(《遗书》二先生语五,卷三、卷十八)可见二程对孔子“因材施教”思想领会之深。南宋教育家朱熹从人性论的角度出发,认为“禀气有异”,故资质不同,进而提出教育“必尽人之材”的主张。所不同的是,他从理论上做了新的论证,并在实践中提出了新的措施。朱熹关于实施因材施教这一教学原则的主张,同以往教育家提出的见解相比,更加深入和具体了。

见朱熹集注引宋程颐:

“子游能养而或失于敬,子夏能直义而或少温润之色,各因其材之高下与其所失而告之,故不同也。”

在孔子一生的教育实践中,他很好地贯彻了“因材施教”这一教学原则。在教育中,他十分注重学生的个性特征、为人处事、兴趣特长,并根据特征对学生实施不同的个性化教育。

如:

“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喭”,“由也果,赐也达,求也艺”。

有的“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有的“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有的“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

在孔子的教育下,3000弟子大都各有所长,并身通六艺。如在德行方面,有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在言语方面,有宰我、子贡。在政事方面,有冉有、季路。在文学方面,有子游、子夏。

由于孔子在教育实践中,灵活应用了“因材施教”的教育原则,才有“弟子3000、贤人72”的累累硕果,使贵族教育逐渐向平民教育下移,实现了“官学下移”的教育新风尚,为他创立儒家思想、建立儒家学派,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因材施教实质上包含两种涵义:

一种是采取不同的教育手段、形式、方法、措施、投入程度,以实现相同的教育目标(成才目的)使教育对象达到同一效果,即不管原材料如何,都要做成同一合格产品。

一种是指教育目标不同,采取的教育形式也不同,以使教育对象达到相异的效果,即什么材料做成什么产品。

孔子的因材施教,应该是第二种类型。我国现行的“因材施教”教育,大致是第一种类型教育,但是我国现行的教育似乎向第一类型的“因材施教”对接,但由于工业革命与知识经济的影响,教育追求批量生产、价值趋存同一,不注重个人教育的差异与个人价值实现的最大化,似乎有远离“因材施教”价值追求取向的初衷与趋向。

因材施教,经2500年前的教育家孔子第一次创世并亲自实践应用,又历经我国各代教育家不断探索、研究和实践,在课程理念、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评价等方面都极具有现代应用价值。现在已经成为了一条重要的教育原则,而且还是一条重要的教育思想瑰宝。

孔子的教育实践中,灵活运用了“因材施教”这一教学原则

教育家孔子雕像

1.“因材施教”产生的时代背景

孔子是儒家学派、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创立儒家学派的社会因素非常复杂,与春秋时代的社会变革、鲁国的文化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

春秋末期,由于铁器和牛耕文化的出现,生产力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这为封建生产关系的产生提供了物质条件。经济上,“公田”制度逐渐向“私田”制度转变。

在政治上,平民与贵族、奴隶与奴隶主、新兴封建势力与奴隶主贵族以及奴隶主贵族内部的矛盾不断激化。出现了诸侯争霸、战争频繁、王室衰落,新兴封建势力兴起的局面。

在思想文化意识形态上,“学在官府”的局面逐渐被打破。孔子首倡“有教无类”,广收弟子,宣讲儒家思想,出现了当时影响最大的私学。

孔子把西周以来奴隶主贵族的文化思想,改造成为以“仁”为核心的社会政治、伦理道德和文化教育的儒学,从而创立了儒家学派与儒家思想。

同时,儒家学派、儒家思想诞生于鲁国,这与鲁国特定的文化政治环境密切是分不开的。因为鲁国是周代开国天子周武王之弟周公旦的封地。在西周j时期,周公长期执政,这种特殊的政治地位,使鲁国成为了当时的三大文化中心之一(其余两大文化中心为周王室和商朝的故地宋国)。

春秋时代,鲁国在文化上仍旧保留着许多周文化传统,一直到春秋末期还享有“周礼尽在鲁”的名声。这种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对孔子影响很大,为他早期创立儒学思想体系提供了充足的养分与天然条件。

2.“因材施教”教育思想的演变

孟子提倡性善论,继承了孔子的“因材施教”思想,在教育上主张“教亦多术矣”。(见《孟子·告子下》,扩大了受教群体,使教育数量、教育效益普遍高涨,推动了“因材施教”向前发展。

墨子,是“因材施教”的集大成者,他根据教育对象的特长、爱好、性格以及天赋资质,实施不同的教育内容与教育标准。在教育中,他主张“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墨子·耕柱》)“深其深,浅其浅,益其益,尊其尊”(《墨子·大取》)。

教育,不能千篇一律。“学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学也,或失则多,或失则寡,或失则易,或失则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后能救失也。教育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礼记·学记》),教师要“知其善恶”,以善补恶,长善救失,才能做到因材施教。可见,先秦时期的儒家教育思想在《学记》中提出“长善救失”,是对“因材施教”这一教学原则的进一步深化。

提及的是宋朝的程颢、程颐,对孔子的因人而教思想推崇备至,他们把这一经验第一次概括成“因材施教”的思想,将其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他们说:“西北东南,人材不同,气之厚薄异也”,“君子教人,或引之,或拒之,或各因所亏者而成之而已”,“强勇者抑之,畏缩者充而养之。”(《遗书)可见二程对孔子“因材施教”思想领会之深。

南宋教育家朱熹从人性论的角度出发论证,并在实践中提出了新的措施。朱熹关于实施因材施教这一教学原则的主张,同以往教育家提出的见解相比,更加深入和具体了。

明代中叶的教育家王守仁,从理性的角度出发,提出了成就每一个性的独立人格教育主张。他说:“因人而施,质异也;同归于善,性同也。”(《全书》卷七《别王纯甫》)

明末清初的教育家王夫之、颜元,在长期的教育实践活动中,提出了“教无定法”、“因人而施”,简洁而准确,又进一步深化发展了对孔子的“因材施教”教学思想。

孔子的教育实践中,灵活运用了“因材施教”这一教学原则

对“因材施教”漫长而又辉煌的教育历程,我们进行了简单的梳理,发现“因材施教”:

它是从孔子的原始感性化教育模式向着现代理性化教育模式不断演进,它是随着教育的发展而发展逐渐形成了一种动态变化的教育命题。在教育内容上,它的内涵相当丰富。在教育时间上,具有延续性。在教育空间上,具有广袤性。在教育形式上,姿态万千、形式多样。在教育历史上,具有永恒性。这些,都为“因材施教”提供了走向现代化的充分依据。

这一朴素而又深刻的教学原则之所以千年不衰,追根溯源,我们可以发现,“因材施教”渗透着古代朴素的唯物辩证法的思想,它尊重学生的受教育权利,注重学生的个性差异,主张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注重教育的针对性和可行性,遵循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重视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与内心欲望,强调人的全面发展,关怀人的生命成长与人类的终极发展。

由此可见,因材施教经历几千年的不断演进与发展,已经渗透在我们教学行为、教学方式、教学内容、教学过程的每一环节之中。

正如柳斌同志在《三谈关于素质教育的思考》中特别强调的:

”以德育人是大根本的,因材施教乃总法则。”

在大力推行并践行素质教育、基础教育改革,实施新课标的大背景下,之所以把因材施教称为“总法则”,是因为它是尊重每一个公民受教育权利,并健全每一个公民个性、人格、素质,必须要遵循的最重要最基本的教学原则,即使在现行教育下,”因材施教“,依然魅力四射,推动着教育改革向前不断发展。

依据核心素养相关要求,遵循《国家新课程标准》精神 ,要改变传统教学中的几种倾向:重灌输、轻交流;重知识、轻能力;重教法、轻学法;重结果、轻思维。因此,教育就必须面向全体学生,尊重每一个学生的个性、气质、品性、心理、思想、情感、思维。

从孔子兴办私学2000多年以来,几乎教育历史上每一位重要的教育家或思想家都在教学过程中,或有意无意地运用了“因材施教”这一古老而又伟大的教育思想,并加以继续、发扬、发展、完善。

近代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十分重视因材施教,曾经明确指出:“总须活用为妙。就是遇有特别的天才的,总宜施以特别的教练。在学生方面,也要自省,我于那几科觉得很困难的,须格外用功些,那几科觉得特别喜欢的,也不妨多学些。总之,教授求学,两不可呆板便了。”(《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蔡元培先生主张对“特别的”和“天才的”学生,都分别“施以特别的教练”,这就是因材施教原则的具体体现。

孔子的教育实践中,灵活运用了“因材施教”这一教学原则

在《国家新课程标准》中强调:“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和不同的学习需求,爱护学生的好奇心、求知欲,充分激发学生的主动意识和进取精神。”

依据核心素养相关要求,遵循《国家新课程标准》精神 ,要改变传统教学中的几种倾向:重灌输、轻交流;重知识、轻能力;重教法、轻学法;重结果、轻思维。因此,教学就必须面向全体学生,尊重每一个学生的个性、气质、品性、心理、思想、情感、思维。

从孔子兴办私学2000多年以来,几乎教育历史上每一位重要的教育家或思想家都在教学过程中,或有意无意地运用了“因材施教”这一伟大的教育思想,并加以发扬、发展、完善。

近代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十分重视因材施教,曾经明确指出:“总须活用为妙。就是遇有特别的天才的,总宜施以特别的教练。在学生方面,也要自省,我于那几科觉得很困难的,须格外用功些,那几科觉得特别喜欢的,也不妨多学些。总之,教授求学,两不可呆板便了。”(《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蔡元培先生主张对“特别的”和“天才的”学生,都分别“施以特别的教练”,这就是因材施教原则的具体体现。

孔子的教育实践中,灵活运用了“因材施教”这一教学原则

《论语诠释》

现代著名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在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方面,亲身实践“因材施教”这一教育理念。如在培养儿童创造力问题上,他以形象的比喻,阐明了因材施教的教育原则:

“需要因材施教。松树和牡丹花所需要的肥料不同,你用松树的肥料培养牡丹,牡丹会瘦死,反之,你用牡丹的肥料培养松树,松树受不了,会被烧死。培养儿童的创造力要同园丁一样。首先要认识他们,发现他们的特点,而予以适宜之肥料、水分、太阳光,并须除害虫,这样,他们才能欣欣向荣,否则不能免于枯萎。”

李远哲对此倍加推崇:

“中国文化留下的另一个珍贵的教育理念是‘因材施教’。”孔子通过观察、问答,了解学生的个性差异,然后才有针对性地进行施教。《论语》里保存了不少有关评论学生性格特点的记录。

现行教育的“因材施教”,与传统教育相比,有以下价值取向与教育共识:

首先,它强调群体教学前提下的“因材施教“,既有群体学习共同目标,又有个体发展方向目标。其次,它下架师道尊严,提倡以人为中心,把学习的主动权还给学生,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与个性发展,自主选择教学课程、教学内容、学习方法等;再次,它不只是培养学生认知方面的能力,更注重培育学生的个性能否得到充分发展。

在不同学习场合,不同类型、不同能力水平学生中,施行因材施教策略,要应遵循以下原则:

1.教师要充分观察学生的学习个性与学习特点。

2.对待后进的学生,要具体分析,建立健全特别学习档案,循序渐进,区别对待。

3.教师要适时改变教学形式、教学方式,不能千篇一律。

4.在学习过程中,要提倡小组合作的发现探究新型学习方式,激发学生的学习欲望与学习动力,树立学生学习的信心,促进学生身心全面发展。

当前国际竞争其实是知识和人才的竞争,这种较量不是体现在战场上,而是体现在课堂上,在于当前中小学生的综合素质的培养。随着基础教育改革和国家新课程标准的不断推进与发展,培养全面发展的创造型开拓新型人才成为了时代的最强音。

很显然,同一标准同一课程同一模式来整体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那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理想化教育。我们继续推行并完善“因材施教”这一教育瑰宝,就是要培养适合未来发展的创造型开拓新型人才,使每一个学生学会 生存学会学习,找出一条适合自己生存发展的成功之路。

所谓“因材施教”,就是根据学生的个性心理特点及知识、能力现状,从实际出发,采取不同的途径、措施和方法进行教育和教学。不同的人,因遗传、环境和教育等因素的影响,其个性也互不相同,知识、能力、情感、意志、性格等方面都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和发展倾向。他们对某一学科知识的兴趣和接受能力也会有很大的差异。因此,在教学中,如果按照统一的要求和进度进行,就不能让每个学生都得到充分的发展。这就给教师提出,在统一要求的基础上,要结合学生的个性、心理特点和发展倾向而实施“因材施教”。

自从教育家孔子践行实施“因材施教”以来,在2500多年的教育史与教育发展史上,依然闪耀着智慧似的光芒,千年不衰,我们后人的做法是要不断继承、发扬、光大,并古为今用、推陈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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